“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这句话出于明朝学者曹学佺。相传在天启二年，曹学佺被起用为广西右参议，当时桂林的皇亲宗室非常骄横，常常当街纵犬行凶，以此为乐。

有一次，皇亲的奴才们又在街上纵犬逐人为乐。有一秀才奔跑不及，扑倒在地，眼看就要命丧犬口的时候，路边一屠夫纵身上前，一刀砍死凶犬，救下秀才。

奴才们大怒，把屠夫与秀才一起绑去送官，要求惩治杀犬之罪。当时曹学佺正好审理此案，他为人刚正不阿嫉恶如仇，又哪里会给皇室宗亲面子，直接判了屠夫无罪，更判皇亲赔偿给秀才医药费。

皇亲不服，又奈何不得曹学佺，便暗中收买秀才，令其改口翻供。再次审理的时候，秀才果然改口说自己只是在与群犬嬉戏，并无危险，而屠夫不由分说便杀了斗犬，分明是恶意生事，藐视宗亲。

曹学佺一听拍案而起，大怒道：“人证物证俱在，你还要颠倒是非黑白。屠夫救你一命，你不思回报，反要致他于死地。与狗相好，认狗为友，简直天理不容！”说完便令衙役杖击秀才，秀才挨不过，终于招认是皇亲用重金利诱他做假口供。

曹学佺十分愤懑，觉得读书人应当明事理，有正气，结果反不如一个大字不识的屠夫仗义，于是在案卷上愤而写下“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的千古名句。

相必曹学佺当时也是心存疑惑的，他只是看多了这样的怪诞现象，却无法弄明白这现象之下的内因：为何屠狗之辈尚能够施行义举，而接受“仁义礼”教育的读书人，反倒忘恩负义？

解读这个问题，我们先要明白什么是“义”？

义，最早见于《管子》“礼义廉耻”。义者，宜也，本意是指公正、合理而应当做的。那什么才算公正、合理而应当做的呢？各家的说法都不一样。

道家认为，不违背自然规律的，才是适宜的；儒家认为，符合礼仪规范的、符合伦理道德的，才是适宜的；墨家认为，大家互相都能得利的，才是适宜的。

墨家最直接，无论兼爱还是仁义都从利益出发，他们的理念宣讲大概是这样的：要爱人，你爱人别人也会爱你，你爱人的父母别人也会爱你的父母；你爱一百个人，就会有一百个人来爱你。你爱人人，就能得到人人爱你，一本而万利，为什么不去做呢？

简单的道理往往更容易深入人心，特别是在底层人群。所以墨家很快就有了一大群拥趸，而且是誓死相从，死不旋踵的那种。相比之下，儒家的“义”，就显得复杂而高端得多了。

儒墨二家，天生理念不合，一直针锋相对。特别是孟子，更是痛骂墨子“无父”，如同禽兽。于是在“耻于谈利”的孟子发扬下，义和利变成了相对关系，讲义就别得利，得利就别谈义。在孟子眼中，野蛮的强盗才谈利益：“何必曰利，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

因此在儒家掌握了话语权之后，“义”逐渐变成了“奉献”的代名词。从“义薄云天”、“义无反顾”、“大义凛然”、“义不容辞”等后世成语中也能看出，“义”具备超高的要求与极度的律己性。因为在极端情况下，为行义举甚至连命都要舍去——“舍生取义”。而又有多少人敢于直面死亡呢？

所以，义在剔除了利益、私心、名声等现实的成份之后，也就逐渐演变成一种精神追求，一种信仰，一种道德高度。而可以被道德高度所禁锢的，却恰好是那些市井小民，不是读书人。因为读书人是玩弄道德，建立高度的。

如电影《鹿鼎记》中陈近南与韦小宝的一段对话，令人印象深刻。

陈近南意味深长地说：“小宝，你是个聪明人，我可以用聪明的方法和你说话，外面的人就不行。”

韦小宝茫然道：“不理解。”

陈近南：“小宝，你知道，现在聪明的人大多数已经在清廷里当官了，所以，如果我天地会要同清廷对抗，就只能用一些蠢人了。对于那些蠢人，绝对不可以对他们说真话，只能用宗教的形式来催眠他们，使他们觉得所做的事情都是对的。所以反清复明只不过是一句口号，跟阿弥陀佛其实是一样的。”

陈近南所说的聪明人，便是读过书明事理的人；而蠢人，便是没读过书的“屠狗”之辈。从古到今，最容易被催眠的，往往是这些没读过书的“蠢人”，恰如白莲教坚信“刀枪不入”而敢拿身体试洋枪的狂信之徒。

所以不论是墨家的“交相利”之“义”，还是儒家的“舍生”之“义”，能切实奉行并贯彻到底的，也基本就是市井的“屠狗辈”了。指望清高而又无信仰的读书人仗义，你大概是想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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