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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新道家”可以划分为两个层面：较高的标准是，凡认可而且实践道家理念，并在新时期建立新体系，使之得到运用的人。从比较宽泛的意义上讲，凡

崇尚自然和自由精神，愿意遵循自己的本真天性来生活，也尊重别人按其本心

自性

生活的所有现代人，都是新道家

。

道法自然的新道学是解决全球危机的重要途径。为此，需继承魏源、严复、汤用彤、胡适、陈寅恪、陈撄宁、金岳霖、方东美、宗白华、萧天石等人的道家传统，形成有时代精神的现代新道家学派。

汤用彤先生是中国文化史上少数几位能接通华梵、学贯中西、熔铸古今的大师级思想家的代表，也是道教史学科的主要奠基者。然而学界对汤用彤的道教研究相对薄弱。这是因为他的道教研究被其

中国佛教史研究第一人

的炫耀光环所遮蔽，不易彰显，而系统性梳理总结亦有难度。笔者在校理汤用彤遗著的过程中，深感他于道学文化实有真知，并与蒙文通、胡适、陈撄宁、陈寅恪等名家交集甚多，他们都可谓现代新道家的代表性人物。故试作此文，期以引玉。

一、汤用彤与现代道教学者

“新道家”的概念最初是指秦汉黄老学和魏晋玄学，现在则多指

持“同情默应”心态从事道家道教研究的现代学者

。陈鼓应、胡孚琛诸先生都认为，汤用彤可谓当代新道家。

胡孚琛先生在《道学通论》《新道学与21世纪的文化战略》《新道学的八大支柱》等论著中，提出一套新道学体系，包括道家、道教、仙学等内容。他认为

新道学是解决当前全球各类严重社会问题的重要方法

，会成为未来世界各国领导人的主导思想，是中华民族

21世纪的文化战略

。他提出“要创立有

时代精神的新道学

，并继承魏源、严复、吴虞乃至汤用彤、胡适、陈寅恪、王明、陈撄宁、金岳霖、方东美、宗白华、萧天石等人的道家传统，形成当代的新道家学派。”

陈鼓应先生主编的《道家文化研究》推出新道家研究专号，认为汤用彤与蒙文通是学者中深具道家情怀的典型代表，“堪称当代新道家”。孙尚扬教授在《本体与境界——论汤用彤的玄学观》一文中则具体展示了汤用彤对魏晋玄学中道家思想的开掘、理解和阐扬。

除上述研究之外，在汤用彤与道家道教的整体关系的研究方面，学界仍有很大的发掘空间。汤用彤与胡适、陈寅恪、王明、金岳霖、方东美、宗白华等早期道家道教研究的开拓者都有深厚的学术交往。他对陈撄宁先生的道教研究也很关注，其现存遗稿中就影印有陈先生的文章。

汤用彤还率先关注到槐轩学派传人兼浙东学派大家刘咸炘的道教研究。

1960年1月10日，他致函蒙文通论学时提到：

近年颇思研究道教史，记得《图书集刊》中，有刘咸炘老前辈关于道教史研究一文，不知兄处尚存有《图书集刊》否？如有，望寄弟一份。《图书集刊》中，似尚有其它与道教史有关论文，望一并寄弟。

刘咸炘的祖父刘沅（1767~1855）著《槐轩全书》融道入儒，旁通禅佛，创立槐轩学派，同时形成了一个民间宗教派别即刘门教，至今仍盛行不衰的

中医火神派系其支脉

。经过汤用彤、萧天石、肖萐父、李学勤、马西沙诸先生的开拓，近年来海内外已展开对刘门教的系统研究。

汤用彤这封致蒙文通函也说明他的治学重点已逐步转向了道教。他晚年研读《道藏》不辍，为后世留下了一笔丰厚的精神遗产。这批文稿的整理发掘，将会使人们对作为一代儒宗兼佛学大家的汤用彤之于道教研究的卓越贡献有更为全面的认识。

由于蒙文通的回函迄今还没有发现，他是否给汤用彤寄去了“与道教史有关论文”的具体情况尚难断定。但笔者在汤用彤现存藏书中找到一册顾颉刚与杨向奎合著的《三皇考》（1936年1月《燕京学报》专号），内页有毛笔题记云：“文通师惠存 学生杨向奎谨赠”。蒙文通此书何以存于汤家，这自与他和汤用彤在道教学术上的密切交流有关。

《三皇考》以宗教学的角度界定有关“三皇”的远古神话传说，最初是由顾颉刚1929年开始在燕京大学所授《中国上古史研究》课程讲义中的“三皇”部分改编而成。1933年，顾颉刚和蒙文通的弟子杨向奎续写，增加了由《道藏》中材料补充的“

太一行九宫

”等内容，次年春完稿，在《燕京学报》发表后收入《古史辨》第七册中编。

顾颉刚与杨向奎联手合作《三皇考》的初衷，可见之于他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所说：

“《道藏》……是一个

无尽的宝藏

；我们如果要知道我们民族的信仰与思想，这种书

比儒学正统的《十三经》重要得多

。”

当时汤用彤正在写作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于梳理佛道关系时，亦涉及“三皇”、“太一”等问题。蒙文通作为上古史专家，虽然常需要参考《三皇考》，但

他与汤用彤、钱穆号称“岁寒三友

”，自然知晓它对汤用彤的价值，故而将此书转赠给他。该书后由汤一介先生珍藏于北京大学治贝子园。

二、知行合一的为人为学

汤用彤温润如玉的君子风范，虽然也能从儒家和佛家的思想体系中找到某些渊源。但笔者认为，仅从儒家和佛家的角度去解读汤用彤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是远远不够的。实际上，汤用彤对道家道教文化的研究和体悟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道家文化对他的影响和启示并不在儒家和佛家文化之下。

汤用彤的道家品格，不仅体现在他对道家道教的“同情默应”的深入研究上，而且其立身行己在三教兼宗中最具道玄特色。汤用彤自青年时期就对道家怀有非同寻常的敬意，并于日常生活之中身体力行，力求实现理性的升华，所以他对于道家道教的研究多有自己独到的真知灼见，深得其内涵之精髓，为学术界所称颂。

汤用彤年方21岁即在《清华周刊》第20期（1914年11月）发表《新不朽论》，立论以为：

“如能发明药品，

能去人身自发之毒，则人必可不死，是身体不朽，亦非不可见之事实

，惟在此药品之发明耳。”“然若能有法去此毒，死亦可逃，古之所谓长生药者，无乃指药能去此毒者而言耶。”

该文结合当时科学前沿成果，重新诠释了道家“长生药”的现代意义，表达了他对借助

发展现代科学手段而使生命不朽

的无限向往和期待。他25岁那年在致清华知友吴芳吉函中说：“吾羡老氏之高远，而不信其可行于世。”汤用彤景慕老子，但是年少时的他，困惑于寻觅不到道家玄远之学落实在现实社会操作层面的途径，因而感慨世人陷于迷途、不知自返于道。

汤用彤性喜不争，恬淡中和，著述中常盛赞隐士高人之“嘉遁”（语出《周易·遁卦》），并以此来论知识分子的理想人格。而按冯友兰和南怀瑾先生的说法，

道家正是渊源于隐士思想，而后演变为老庄或黄老学派

。

汤用彤还以此道家的“嘉遁”理想来力劝时任驻美大使的胡适，在完成国难期间的历史使命后“功成身退”。其语典出《老子》第9章：“功成身退，天之道也。”“功成身退”符合自然之道，它是一种政治智慧，也是一种明智的人生抉择。故而汤用彤以此立场来劝诫胡适（特别是在胡适拟参加国大会议和出任国府委员之际）不要参与国民政府做粉饰太平的装饰。

汤用彤以无为而治的理念，主管治理北京大学、西南联大等院校，绩效显著。汤一介先生对父亲为人行事的道家“无为”作风颇有感受。他说：“我记得他当哲学系主任只管两件事：一是聘请教员，二是指导学生选课。其他事他大多不闻不问。这可能也是他少与人发生矛盾的原因之一。当时哲学系只有一个半时助教，管管日常收发；文学院也只有一个办事员。我认为，这样精简的机构是比较适合学校的运作的。人员少了矛盾少了，就可以行‘无为之治’。”

汤用彤的学生郑昕于1956年接任北大哲学系主任时说：“汤先生任系主任时行无为而治，我希望能作到有为而不乱。”汤一介先生对此评论道，北大哲学系在此后，越是“有为”越乱，致使文化大革命之火首先是在北大哲学系燃起的。现在看来，“无为”比“有为”确实高明。

无为而治是一种极高明的原则，需要大智慧的人物恰如其时地推行，对于中下之才和一些急需魄力进行关键领域改革和突破的时代，过于强调形式上的不作为，而不深入无为之真谛，则难免失于皮相。因为道家的

“无为”之教，并非让人什么都不去做，而是制止违反自然规律的行为，避免做错误蠢事的瞎折腾

，从而达到“无不为”的最佳效果。

文学家吴宓在日记中说：汤用彤“治事处世，纯依庄老，清净无为，以不使一人不悦为原则”。这一描述颇为符合《道德经》第27章中“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的圣贤气象。难怪哲学家冯契说“汤先生有点象老子”，还说“汤先生是那种‘箪食瓢饮，不改其乐’的哲人，他‘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因为他有自己的超脱世俗的玄远之境足以安身立命”。

作家刘绍棠在《想起老校长》一文中形容汤用彤“这位哲学界的老前辈，很像鲁迅先生笔下的《出关》中的老子”，比喻可谓贴切。北大教授邓艾民也说，汤用彤有似推崇老庄的阮籍那样发言玄远。

以上各种观点是分别就汤用彤的道家品格中不同方面而言的，似与他为新儒家或佛学家之说相矛盾，然而却都表明了他与道家的密切联系。其实，说汤用彤是道家、儒家、佛家也好，是现代学者也罢，它们

在汤用彤所达到的“会通中、西、印”的境界里，都是相通的

。人们各从自己的感知结构来认识汤用彤的学术和人格趣向，难免有盲人摸象之感。

因此，不可以过于执着于用新儒家、新道家、新佛家这些标签和名相来局限住对于汤用彤的研究。对此问题，汤用彤生前也没有自下定论，甚至这对于他来说根本构不成一个问题。而另一方面，会通东西文化的境界是需要有具体内容来支撑的，新儒家、新道家、新佛家这些提法也可以丰富我们对于汤用彤思想维度的认识。

总之，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我们提出概念的目的是为了方便对于事物的研究，但是要规避概念的局限性和简单化的倾向，以求对事物认识的全面性和客观性。

作者，天津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

原载：赵建永《汤用彤的道家品格》，《中国道教》2013年第3期